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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起源及評析
                  [發佈單位:紀 委(監察處)    發佈時間:2016-04-17]

                    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監察制度是反腐倡廉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  ,對維護政治秩序的運行、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階級關係的調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中華文明的傳承與延續,特別是後2000多年封建政治文明的傳承延續 ,與監察制度的形成與完善密不可分 。但監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 ,本文就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起源、形成諸問題談一些認識。

                    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萌芽

                   

                   

                    監察是特定時期的國家統治階級通過在其政權內部設立的職官或機構 ,對國家公共權力掌握者權力行使的監督,以防止其失職、瀆職和權力濫用  ,從而提高行政效率 ,維護政治秩序  ,調整社會階級關係。人們熟知的監察部門對貪污受賄的查處,其實只是監察的一個方面 ,而非全部 。在人類文明史上,由於各國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道路不一樣,政權組織形式不一樣 ,階級利益不一樣 ,監察制度的形式也各有差異  。監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性、階級性和階段性 ,是我們看待分析監察制度形成與演變的基本前提。

                    在迄今爲止的階級社會裏,任何時期 ,國家公共權力行使都出現過失職、瀆職和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 ,我國也不例外 。據《史記》記載 ,早在傳說中的堯時代 ,其政權中擔任“工師”一職的“共工”這個人就很“淫闢” ,後被流放到幽陵之地 。在舜的時代 ,長期擔任“縉雲”官職的家族中 ,出現了“貪於飲食 ,冒於貨賄”的“饕餮”之徒。在進入階級社會後的夏商周奴隸制時代 ,腐敗更是洶涌如潮水。夏王朝的第二代國君太康“盤於遊田 ,不恤民事”,以至喪失王位 。夏王朝的最後一個國君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百姓弗堪”,是大家熟知的暴君 。商代紂王也是一個“好酒淫樂”的暴君 。西周幽王任用“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的虢石父,引起社會動盪 ,以致西周滅亡  。可見濫用權力、失職瀆職、受賄謀私、貪婪奢靡等腐敗現象早在奴隸制時代就已出現。春秋時期 ,腐敗以及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情況,在《左傳》、《國語》、《史記》等文獻記載中更是俯拾即是,不勝枚舉。魯國大夫臧文仲由此還得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興衰規律 。

                    任何統治階級都不會容忍無所顧忌的貪婪 。有文獻記載了自傳說時代到商周時期懲處腐敗的許多事例,如堯舜時代將所謂“四凶”“投諸四裔 ,以御魑魅”,春秋晉國司寇羊舌鮒(字叔魚)因貪瀆而被其兄叔向判處死刑 ,叔向因此被孔子稱爲“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西周有《呂刑》  ,春秋時有《刑書》、《刑鼎》 ,其中都有涉及腐敗懲處的內容 。但是 ,腐敗的出現以及對腐敗現象的懲處並不意味着監察制度產生 。由於奴隸制時代缺乏統一的中央集權,缺乏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化管理隊伍 ,因此有政治監督而無行政監察,有道德勸諫而無制度監督措施  ,監察制度非常粗疏 。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爲基礎的” ,這是十分正確的。那時,作爲政治權力的監察制度既無產生的政治基礎,也無社會經濟基礎。

                    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形成

                   

                   

                    監察是針對行政的一種監督措施 。監察的產生及其制度化必須建立在一種社會分化、政治分化較高的基礎之上,即在中央集權官僚制形成以後。戰國時代,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支撐宗法血緣等級分封政體的井田制徹底瓦解,地主制經濟蓬勃興起 。新興的地主階級在政治上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夠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政治體制 。由於中國地主階級的生產方式不同於西方的領主制,政權的組織形式必須從單個地主那裏遊離出來  ,形成集中代表整個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組織 。因此 ,以中央集權官僚制替代宗法血緣等級分封的世卿世祿制 ,以法治替代禮制 ,是一種有效而合理的方式。戰國時代各國大都選擇了這種國家治理方式  ,建立了區域性的中央集權 ,以郡縣制替代了分封制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官吏任用選拔方式  。

                    這種管理形式下,地方是中央行政的一個區域,地方服從中央,嚴格執行中央政令,全國統一在同一個法律體系範圍內,而不能各自爲政。執行政令的是各級官僚,官僚的選拔不再依靠人的血緣身份而是依靠才能 ,各級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權力 ,從國家獲得俸祿 ,權力及身而止 。這種國家治理的行政方式必然要產生一個問題 ,那就是如何保證這支官僚隊伍能夠有效執行中央政令,如何保證被賦予官吏身上的行政權力不被濫用 。

                    戰國時代官僚制產生初期,種種腐敗問題就頗爲嚴重 。一是權力腐敗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記載了西門豹治鄴的黑色幽默故事。“西門豹爲鄴令 ,清克潔欲 ,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 ,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 ,今臣得矣 ,原請璽復以治鄴 。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候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 。期年,上計 ,文候迎而拜之  。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 ,而君拜臣  。臣不能治矣 。’遂納璽而去。文候不受 ,曰:‘寡人曩不知子 ,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這個黑色幽默說明貪污腐敗在魏國的盛行 。商人呂不韋以金錢賄賂的方式將子楚扶上秦國王位 。秦在統一過程中,通過賄賂六國重臣而亡其國。這些都是典型事例 。二是極端功利主義的價值觀 。戰國官僚主要出身於遊士和軍功,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情感  。他們奉行“夫天下以市道交  ,君有勢  ,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的從政觀,信奉“……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的生活理念,鼓吹“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的價值觀,形成了當時官場上“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 ,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 ,棄事而親財 。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的亡國之風 。

                    這種價值觀下,官吏失職、瀆職、怠政、貪污腐敗等利己主義作風必爲常態 。此形勢下,無論是君主專制還是中央集權 ,都必須強化監察以維護權威 。因此 ,戰國時期的監察從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兩個方向發展起來  。首先是以加強君主專制爲中心的監察 。申子、韓非等一些法家從人性惡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君主要以“術”來監察官僚是否執行政令,是否存在失職、瀆職等行政不作爲和腐敗。這種強化君主個人以權術方式來監察的法家思想出現,實際上是當時官僚制興起 ,而監察制度又不完善的表現 。其次是以加強中央集權爲核心的制度性監察 。戰國時期,對官僚制下官吏行政的道德素質也有要求  ,如湖北雲夢秦簡的《爲吏之道》;對官僚行政不作爲的“上計”考覈制度出現,如秦國、齊國等。

                    但是,這些還不能說是完善的監察制度 。完善的監察制度是伴隨着統一的中央集權產生而在秦漢時期出現的。秦漢的監察已經具備了基本的制度內涵  。

                    首先,完整監察系統的出現。秦漢在中央設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 ,以職相參  ,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其主要職責是監察。不僅中央有了主要監察官,在地方也形成了以刺史、督郵、廷掾爲中心的州郡縣監察體系,涵蓋了中央監察、區域監察和層級監察多項內容。

                    第二 ,監察從君主的“術”中分離出來,從行政管理中分離出來。秦漢監察的理性化發展程度提升,監察雖然仍是在君主專制控制之下 ,但與戰國不同,君主一般不再以“術”的方式直接插手對官僚的監察,而由專門的監察系統監察。從漢代開始,監察與行政不再合署辦公,甚至不在一地辦公,監察的獨立化程度明顯加強。漢代行政過程中 ,監察的介入程度已較深入 。漢武帝時 ,巡視監察制度創立 ,是我國歷史上監察制度的一大創新 ,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 ,監察制度與監察內容的完善。漢初惠帝時,形成了《御史九條》和“監者二歲更,常以中月奏事也”的監察條例和監察管理方式。漢武帝時期,進一步形成了《六條問事》的監察法規 ,確立了不得干預行政的指向性監察內容法規。與此同時 ,漢代在監察官的選任、任職迴避、政治待遇以及監察內容、時間和處理方式上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制度規定。

                    綜上所述 ,秦漢是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形成時期,後來的監察制度是在此基礎上的完善與調整。

                    對古代監察制度起源的認識

                   

                   

                    相較於其他古代文明,我國歷史上的監察制度起源早、設計嚴密 ,體現了政治文明的高度發達。

                    第一 ,監察制度起源的決定性因素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轉變  ,而行政管理方式的轉變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經濟發展對社會政治職能的需求 。我國監察制度起源並形成於戰國秦漢時期 ,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產生與確立時期。這個事實說明  ,歷史上的監察制度雖然嚴厲懲處腐敗,但其產生與腐敗現象的出現並不同步 ,監察與行政還有更爲深刻廣泛的聯繫 。

                    第二  ,監察制度本質上是佔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要求,是一定社會階級關係在政治體制設計上的反映,不是超然於社會之上 。我國古代監察制度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整體政治利益 ,通過對封建官僚隊伍的監察 ,以達到控制和壓迫以農民階級爲主體的被剝削階級的一種政體設計。因此 ,僅僅把古代監察制度看做對封建官僚的管控是不全面的。

                    第三,以權錢交易、用人不公、貪婪奢靡、正氣不張、失職瀆職等爲代表的腐敗現象長期存在於封建時代各個王朝。我國古代監察制度在肅清吏治、緩和社會矛盾、調整階級關係、權力制衡以維護封建政治秩序運行上發揮出重要功能 。我國封建政治體制之所以能夠存在2000多年,某些王朝能夠延續數百年,歷史上之所以能夠出現若干文明發展高峯,與監察制度的整體較完善,與某些王朝對監察制度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

                    第四 ,我國歷史上的監察制度在監察形式、監察內容上多所創設,形成了我國古代獨具特色的監察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崇尚剛直高節,鄙視貪婪醜惡,是我國曆史廉政文化、廉潔文化形成的重要政治因素 。因此,古代監察制度的方式、監察文化的內涵,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內容 。我們應當充分吸取古代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 ,爲推進當下廉政建設提供歷史智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卜憲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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